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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源：金融史观的由来

日期：2023/11/23 14:52:41 人气： 标签：大连 律师
导读：金融史观的由来贯穿整篇《国际金融未来趋势》有一个隐性前提，亦即当代美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和行爲都出于顶尖富豪的金融利益考虑，因此这些金融利益也是决定现代历…
    金融史观的由来
  贯穿整篇《国际金融未来趋势》有一个隐性前提，亦即当代美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和行爲都出于顶尖富豪的金融利益考虑，因此这些金融利益也是决定现代历史进程的引领性因素，后续国际事件若非针对美方政策和行爲的反应，也至少深受其影响；这可以被称之爲“金融史观”。金融史观是唯一能合理地解释既有现代历史脉络，并精准地预测未来演进趋势的完整逻辑认知架构，因此值得本文先做完整的回顾介绍，再应用到对国家决策的建议之上。
  金融史观的有效性来源十分明确，亦即最近半个多世纪发生在美国的四大演变：1）美国完善第三世代殖民帝国模式（第一世代是杀人夺地，例如北美和澳洲；第二世代是外派官僚通过代理人统治，例如英国治下的印度和香港；第三世代则改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爲主、军事威吓爲辅），藉此成功地将全球都纳入单一殖民帝国的统治下；2）美国财团巨富对其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舆论获得全面掌控；3）美国开发出对全球财富的潮汐式金融收割，取代了第一世代殖民帝国的吞噬消化和第二世代的财政掠夺；4）潮汐式收割手段所依赖的产业外包、货币刺激和借贷消费，创造了全球化产业链的国际经贸格局，并对所有参与的经济体进行持续性的兴奋剂效应。
  金融早先并没有这麽大的分量，而只是国际上制定社会、政治、军事、科研、文化等等政策时的辅助性考虑。但即使如此，偶尔还是会出现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案例，例如Hitler在1933年当政（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奋斗》以在东欧构建第一世代殖民帝国为最终目标，日本则企图以第二世代模式独占东亚，所以二战可以总结为第三世代和既有第二世代殖民帝国联手打败了企图新建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殖民地的联盟；战后十余年则是奉行第三世代原理的美苏两强清扫第二世代帝国残余势力的过程）之后，啓用原中央银行行长Hjalmar Schacht为经济部长，为纳粹党的经济复苏政策提供了专业的管理监督和财政安排。
  然而Goring在1936年被任命为四年备战经济计划的总管（Reich Plenipotentiary of the Four Year Plan），接着在1937年成功排挤了Schacht。但Goring只擅长宫斗而不能任事，纳粹德国的财政金融很快被彻底透支。1938年末的慕尼黑会议中，英国不但同意让Hitler兵不血刃地收回Sudetenland，而且实质默认德国复兴为国际一流强权地位。这原本是德方依照既有战争计划，先修养生息到至少1940年、同时安抚分化英国的天赐良机，但因爲外汇见底、赤字过高，五个月后捷克发生动乱，德国爲了抢夺Prague的黄金储备便悍然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议，从而确立英国你死我活的敌对仇视和欧战的提早到来，奠定了纳粹德国后来一系列冒进与失败的基础，并为后世留下一个明确的教训：在面临严峻国际态势之时，财政金融政策上的轻率短视足以亡国（参考《韩非子》：“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
    美式金融殖民帝国的演进
  金融利益演化成爲美国政策和国际历史的最高主导力量，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初。越战引发美国的通胀压力和财政赤字，Nixon选择打破Bretton Woods体系下美元对黄金的锚定，以便无限印钞。从之后的黄金价格变动来看，美元从此因超发而被稀释了50多倍；换句话说，所有现存美元的总和价值中，超过98%是过去50多年无中生有的；这是美国利用金融危机反过来对外收割金融利益的第一次尝试，让我们称之爲模式A。
  与其同时，起源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市场万能”思想改造运动，作爲美国亿万富豪夺权计划的前锋，进入了白热准备阶段，推行绝对自由放任经济、解除所有政府监管的智库和其他代理巨富利益的NGO如雨后春笋，例如原1938年成立的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于1972年大幅增资，The Herit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73，Rockford Institute 1976，Cato Institute 1977,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和Reason Foundation 1978，Claremont Institute以及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1979。与其同时，货币滥发刚好撞上两次能源危机，导致不但通胀一发不可收拾，经济成长也低迷不振，这就是著名的“滞涨”。因爲百姓对经济的直观感觉，最主要因素正是通胀率和失业率，这两者之和被称爲“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滞涨的意义便在于人民痛苦的最大化。
  滞涨在美国的立即效应，反倒是促成财阀的宣传努力于1980年的大选中结成正果，大资本代言人Reagan入主白宫，他立刻动手拆除罗斯福以来的社会主义政策，放任财团搜刮国民劳动成果，此前50年的贫富差距减缩自此扭转（参见来自《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的下图以及前文《富豪口袋里里的国家》；请注意，因爲放任贫富差距增大可以加速资本纍积，而消弭贫富不均却必须消耗大量人力和财力资源，贫富差距在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国家负债，类似的隐性负债还有环境剥削、房地产炒作、阶级固化、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下文详细讨论的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恰好此时以新任美联储主席Volcker为代表的爱国知识精英，出于对滞胀卷土重来的忧虑，爲了削弱工会对通胀的加成效应，勉强同意放行智库和院校所推行的有益于提升利润、但也挖空国家实体产业实力的外包（Outsourcing）风潮。这不但正式开啓了现代国际经贸的全球化阶段，从此美国的外交大战略也越来越围绕着产业外移所创造的新金融态势来为危机期间做最大收割而精进演化。
  1990-1991年，美国爲了维护意识形态和国际地位，依靠宣传忽略和军事胁迫，同时引导苏联和日本两个一级强权的主政者采取自杀性政策而自爆，从而顺便获取了史无前例的巨量金融收益；其中既有一次性的抄底，也有持续性的收割，可称之爲模式B。其后，作爲日本狂妄不逊、不守殖民地本分（参见1980年代的《日本第一》和《日本能说不》等书）的惩罚，将早先来自美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与产能转交给南韩和台湾。之所以不自己收回，原因在于高端制造业依旧是辛苦钱，美国以技术支援和开放市场等互利手段放牧养肥生产国之后，不但企业利润更高，还可以寻机做金融宰杀收割，获利远高于自己辛辛苦苦地培养（请考虑维持优质基础教育所需的税收，以及快乐教育方便上层子弟脱颖而出，以加强阶级固化的效应）并管理国内的昂贵劳动力。
  1997-1998年的亚洲货币危机，是美国财阀第一次精确针对外包受益国家的有计划规模性宰杀，反映了金融统治阶级对潮汐式收割原理的融会贯通。其中强行收囘美元债结合做空当地货币的方案（收割模式C）可以简单追溯自Soros于1992年狙击英镑成功获取暴利的经验啓发。不过由IMF实际执行Coup de Grace（致命一击；参见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权（二）》）以强迫被害国贱卖民族资产的过程却过于粗暴、太着痕迹，使得其后大部分出口导向型国家不约而同地记取教训，一旦经贸环境稳定下来就开始全力纍积外汇储备，从而大幅削弱了美国金融势力藉由美元债来制造他国实质破产的机会，但仍为美方保留汇率变动刚好配合美元流出流入周期的金融利益收获。
  然而正因爲国际外汇储备在其后十余年快速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由一万多亿美元增长到超过十万亿（而且持有者从欧洲转爲亚洲国家），一方面帮助美国在同时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前提下，仍然轻松保持通缩状态（另一个主要贡献来自中国加入WTO之后，提供了更廉价高效的外包），另一方面也导致这些巨额美元储备必须回流美元金融资产，争夺越来越稀罕昂贵的投资回报，结果自然促成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究其本质，其实是从超低价获取外国优质资产，改爲以超高价出售本国劣质资产（收割模式D），只可惜并不是每一家美国银行都像Goldman-Sachs、JPMorgan、Morgan Stanley和Wells Fargo那样能够精确预估诈骗后的最佳脱身时机，因而有了Lehman倒闭事件。
  但这里的直接受害者，主要还是来自欧洲的储蓄，尤其是德国的中小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其后不得不紧缩融资，间接引爆2010年自希腊起始的欧元危机，削弱了美元的竞争者，欧元占国际外汇储备的份额自危机高峰2012年之后盛极而衰，算是美方的一个连带收获；参见前文《希腊与欧元》和《再谈希腊与欧元》。此外当时的中国主政者在救市过程中选择投入四万亿元，远超维系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所需，一方面帮助美国恢复，另一方面则创造遗留至今的财政和房地产窟窿，不但是又一个收割模式B的成功案例，也示范了因欠缺金融史观而歧路亡羊的危险。
  美国在2008年危机中也受了暗伤，因而警觉到被中国超赶的压力，因此而发动了主流媒体全面抹黑中国形象，为扼杀中国预铺全球共识（证据之一是自2009年起，中国忽然成爲昂撒主流媒体最常讨论报导的国家，而且基本全是负面描述；参见前文《Trump的权力萎缩》中的附图）。这里中国不但代表着一个极端肥美的潜在宰杀对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对殖民体系顶层先进能力和资源的替代作用，其他开发中国家可以不必冒被收割的危险就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基建、管理、市场等等支援，而且即使选择留在欧美体系，也能因来自中国的竞价而受惠。这个竞争使美国对外金融收割困难度大增，所以从美方的观点只能势不两立、有我无他。这是金融史观下，无比明确的中美关系基调；任何试图用意识形态、势力划分、文化差异、历史传承、双边利益、国内政治等等角度来诠释中美冲突，从而“求同存异”、寻找 “恢复友好合作”转机的想法，都是完全不切实际、自作多情的自杀性行爲。
  在舆论造势的同时，美方先将金融收割模式A的货币超发手法进化为量化宽松，以求从次贷危机后的衰弱阶段恢复元气。2014年国内经济终于缓过气来，美联储得以暂停量化宽松，Obama政权立刻挑起香港动乱，以寻求模式B的政治颠覆，同时啓动了第一版的中美脱钩，积极推动TPP和TTIP，并于次年完成TPP谈判。中美脱钩在美方地缘战略策略上的基本逻辑，从金融史观出发可以简单解释：美国潮汐式收割体系中用来放牧的草料，包括借贷消费所撑起的美国市场、产业外包连带的生产技术转移、和美元超发所带来的廉价资本，中国大口大口地吃，事后却只肯偶尔出血、拒绝被彻底宰杀，远远更严重的是还大幅阻碍其他牲口被宰杀，那麽尽速将中国剔出这个金融放牧体系当然是最本能的反应。
  过去三年，世界处于多事之秋。2008年以后美元的巨额超发，原本就让新一场危机注定成为重复1970年代的通胀模式，其严重性却在新冠疫情突然发生之后被意外放大，从而在起自2021年的一年多期间内，赋予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殖民体系底层地位的两大独立工业国（亦即中俄）一个史无前例的短暂反抗窗口，可以通过对美国通胀危机名正言顺、合法合规的自我保护手段而加速后者的衰败。这个国际反殖民革命的天赐良机，来自美国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国内消费所施加的三万多亿美元紧急财政刺激，自然造成所有消费品都严重供不应求的混乱局面。原本人民银行即使无视国家自身利益和友邦战略需求，只盲目依循美式货币理论，也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但美国政府出于扼制通胀的需要，原地扭转前几年对中方“人爲操弄压低汇率”的指控和制裁，反过来私下要求人民币和欧元紧急贬值，而这两个中央银行居然都乖乖听命，从2021五月至2022九月，美元得以对人民币升值14.7%、对欧元升值23.0%，导致进口物价成爲帮助美联储渡过这一轮通胀危机的主要助力（参见下图所示的进口物价演化过程，对应美国的红褐色曲线显然占了大便宜）。
          ——以上由大连律师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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