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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王孟源：金融长期改革的方向

日期：2023/11/26 12:57:25 人气： 标签：大连 律师
导读：金融长期改革的方向从前述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应有的长期治理目标，在于强壮自身，尤其：1）发展全系列、全层次、全方位的实体产业链，在强力加速升…
        金融长期改革的方向
  从前述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应有的长期治理目标，在于强壮自身，尤其：
 1） 发展全系列、全层次、全方位的实体产业链，在强力加速升级技术层次的同时，还要尽可能维持既有中低端产能的国际竞争力；
 2） 追求合理成长，避免堆积显性财政债务和隐性社会负债，后者包括贫富差距、环境剥削、文化腐朽、房地产炒作、阶级固化、以及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
  从上述治理方针，可以立即引申出几个重要的执行原则：
  （一） 必须重视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
  美国的赤字消费，有美元霸权兜底，不但可以自由印钞，还周期性地对外做潮汐式收割，每10年掠夺所得高达十万亿美元的数量级，即便如此，通胀危机只是被推迟，而不是彻底消解。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鼓吹无中生有的无限印钞没有负面后果，其实是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只看美国经济在1980-2020年之间的风光荣景，既不在乎迟来但必不会缺席的滞涨终局，也无视中国欠缺建立全球金融殖民帝国的意愿和条件。
  然而若要限制赤字不可持续地扩大，首先就要先对GDP成长率定下合理可达的目标，切忌好高骛远。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面对金融史观下即将来临的历史转折点，尤其有谨慎的必要。这里有以下几道逆风：
  首先是中美脱钩；这本质上是美国要把中国剔出外包放牧体系。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损失若干市场份额和技术来源，从而压低出口型产业成长，并推高研发成本。
  其次中国在过去20多年过度追求高GDP成长率，使得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总负债甚至超过美国水平，达到GDP的282%（对比美国的257%；来自JP Morgan研究报告，参见《How Much Debt Does China Have?》 ）。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尚且无可持续，一旦新一轮危机爆发，中国当然有被连锁引爆的危险，因此提早收拾整理财政账目、尽可能缩减负债是应有的未雨绸缪之举。
  第三是国际资本定价，也就是利率，在美元超发的背景下，其实一直低于其自然公允水平，对投资和消费都有着广汎、持续而显著的刺激效应。现在美国终于面临债务和通胀的双重压力，这个刺激机制不论过程细节如何，必然即将瓦解。因而中国必须准备面对40年未见的国际资金稀缺时代， 低质量成长将不再能够满足投资人所要求的报酬率，大水漫灌只会加大浪费。
  综合上述考虑，我们强烈建议国家彻底放弃恢复平均8%GDP年成长率的念想，改爲以平均5%作爲未来10年的长期目标。这代表着在若干全球经济低迷的年份，中国必须接受4字头的成长。
 （二） 必须将人力资源保留给实体产业，而不是虚拟服务和文书处理
  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产业空洞化过程中，制造业劳动人口由1980年的1928万人，占总劳动力的18.1%，降至当前的1299万人，占比只剩7.74%。这些蓝领阶级工作岗位，对应着没有高等教育却能过中产阶级生活的家庭，原本是20世纪中期美国全盛时代的中坚力量。它们的消失，不但对社会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加剧贫富不均，而且与国家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互爲因果、相辅相成。
  这些工作被外包了的劳动人口，运气不好的只能陷入贫困，举债度日；运气好的，被吸收进入政府和企业的底层，大幅增快了官僚管理体系臃肿化的过程，进一步削弱其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其配套的大学教育，自然也因之低级化、浮滥化。美国在1980年有170万本科生毕业，到2023年已经成长为420万人。这个过程导致精英学校和其他大学的素质落差急速加大，前者文凭的镀金效应水涨船高，其招生程序也因而被腐化扭曲，越来越利用各种借口（例如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不以学生本身程度为标准，以便藉机图利富人子弟，近年常春藤盟校的连串招生丑闻便源于此。
  原本高等教育适度普及化有其价值，但过犹不及，中国无视在立国原则和经济背景上的差异，让高等教育浮滥化已远超美国程度。2001年大学毕业生刚刚突破100万人，到2019年突破800万，四年至今居然又增加40%，达到1160万人，于是立刻导致青年失业率在四年内从9.7%飙升到今年七月的21.3%，然后不再公开以躲避关注和检讨。
  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只在于总数，也在于质量：那些毕业生增额的绝大多数，并不对应着实体经济所需要的工程和医疗人才，而是只能填充政府和企业官僚管理体系底层的文书推手。在当前的中国，制造业劳工短缺、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少子化、而且人工智能正要把文书写作处理全面自动化，却还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依照美国经济虚拟化的逻辑来向低层白领工作大幅倾斜，无疑是极度愚蠢的自我伤害。
  我们建议立刻中止大学扩招，并且对高等教育院校科系啓动全面效益评估，尤其着重于学科教学与学生水平是否与产业需求有合理严谨的配套，并针对新增的非工程/医疗系所做出精简考量与计划。
  （三） 必须全面提高运作和投资的效率
  前面提到全球资金漫灌的时代即将告一段落，因此所有的大规模资金用户都必然会被迫提高效率。这里包括了政府、公营事业和民营事业三个方面，其中民营事业最爲简单，主要由它们自己适应解决，政府能出手并且该出手的，在于对融资的管理。这又分股市和银行贷款。对内线交易、公关炒作和虚僞诈骗等等国内资本及特权势力的金融掠夺，中国股市监管单位的管理严格程度甚至还远低于已经被大资本腐蚀了50年的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亟待全面而彻底的整顿加强。至于浮滥借贷，刚刚有恒大集团的前车之鉴，必须吸取全方面的教训，充分预期资本家的无耻无信，以避免再次面临一地鷄毛的乱象。
  中国公营事业占有相当大的国家整体经济份额，其风气和效率因此尤爲重要。但国企主管的职级偏高，往往超过监管单位的主官，造成执行上的先天阻碍。建议国家尽可能压低国企主管的级别，以方便监管，并可针对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不特别显著的产业进一步拆分（例如油气业）。针对国企外销可能过度内卷的弊病，可以视个别产业需要设立对外统筹销售机构，这些对外销售机构也可以用来管理战略性物资的出口，例如石墨和稀土。
  要提高政府自我运作的效率，则有几个努力方向：首先是养成预先考虑负面因素、做好各种书面预案的风气和惯例，以避免朝令夕改、政出多门。例如2022年8月Pelosi访台前后，政府姿态口径严重不一致，无谓地损伤了公信力。又如该年底的新冠政策变更，虽然是因应客观局面突然改变的必要之举，但显然仍在事先可预期的范围内，如果曾经做好详细的预案，便不至于手足无措，类似退烧药的储备和分发可以有序进行。
  其次是充分利用电子政务的革新，仔细检讨行政业务流程，追求统一明定，并且建立跨级抽查监督的管道，以减低组团贪腐的危害。对于大规模的投资决定，如果不涉及机密，应尽可能将决策流程和正反面论证做出简洁明确的书面解释以公开并留存，方便事后检讨；例如港珠澳大桥的流量估算严重失实，值得深究以杜绝类似的浪费。
  但当前中国政府管理效率最低的重灾区，还在于学术和科研；这是因爲在这两方面，甚至不能说是监管不严，而是根本不存在监管。学术和科研的贪腐形式，与其他政务不同，主要不是侵占或受贿，而是造假夸大来诈取项目、窃占职位、然后收割股市，因此当前的纪委和监委系统都无法发生太大作用。
  中国的学术诚信和论文内涵，原本就远远不如美国，例如中美近年发表的AI论文数量比例为3：1，但ChatGPT却依旧在美国出世，中国落后2-3年；偏偏大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反殖民革命潮流和美国全力推行的中美脱钩，都在凸显高效率内部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学术和科研正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维持国际竞争力的绝对关键，所以本文进一步详细探讨于下。
 （四） 必须建立尊重诚信的学术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治理哲学，一直尊重理性和专业，但专业事实和行业权威其实是两回事。尤其新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益发功利，早已不再普遍有几代前老科研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年遗留下来任由行内权威自决的体制，却非常方便新一代的学阀和学术诈骗集团自由运作、独占话语权，从而谋取职能和金钱上的私利。
  另一方面，尖端研发先天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造成监管上的极度困难。越是想要条例化、正规化，越是容易产生反作用。例如中国科研学术界是全世界要求出版论文最多最繁的，于是很自然的，每篇论文的实质内涵也就远远最低，造假夸大的问题也远远最为严重。因此政府的监管，除了放松拔苗助长的频繁论文要求之外，只应该专注在最关键、最无争议、最能明确定义的事项之上，也就是打假和立项。
  中国科研学术界的造假问题，早已超过坍方的程度。每年都有良心人高调实名举报造假，然后无一例外在发回单位自审之后，被定调为“误会”，例如成果照片被修图软件改得面目全非以支持论文的虚构结论，居然也都算是“无意的误用”。这些乱象已经发展到造假本身就是专业传承的地步，例如先有裴钢凭借无外人能复制的成果做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被饶毅教授实名举报多次无果，几年下来反而是前者的后辈合作者凭借同样无法由外人复制的后续论文也纷纷评上了院士，多次造假丑闻完全不被考虑。
  政府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和投资，都由行内权威来决定方向。如果这些权威不是自己忙着造假、就是在为同僚遮掩，那麽指望他们推荐最有利国家而不是最有利自身的方案，当然是缘木求鱼。因而整顿学术的最基本步骤，便在于严格打假。而且造假不同于夸大或空洞，可以简单客观认定，所以政府不必担心如何确认专业事实，只须要建立一个专职打假的机构，平行或附属于纪委或监委，但专门针对学术造假事件；一旦排除方便官官相护的现有机制，自然能还学术界一个清白。
  此外我们也建议将专业权威的头衔，例如院士，与行政、财务、和人事职权做彻底切割，也就是只作爲荣誉衔。当前的学术管理体系下，权威学阀可以用专业论断来排斥政府监察，然后用职能权位来打击学术上的挑战。学术专业的真理必须通过公开对立的尖锐辩证才能求得；赋予学阀行政地位，在中国尊卑分明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下，基本保护放任他们自由扭曲真相，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绝非国家社会之福。
 （五） 科研项目必须做严谨客观的评估
  另一个政府应该加强监管的重点方向，在于立项，尤其是基础科研的立项。这里有一个语义学上的歧义，常被学术诈骗集团利用，值得先行澄清：所谓的“基础科研”，其实有两个常被混肴的意思，首先是纯粹的泛式（Paradigm）突破，无需也基本不会有任何实用可能；另一个本质上是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应用科学，但因还不成熟所以成功与否不能确定的技术尝试。然而在政府资助这件事上，这两者却刚好南辕北辙：前者既然是要突破既有泛式，那麽当然连大方向都不能事先确定，立项更无从谈起，正确的策略是把最节约的资源撒在最广汎的尝试之上。对于后者，立项的先决议题自然应该在于其是否为达成特定实用目的的最佳可能方向。
  诈骗集团利用语义学上的模糊，一方面要求重点投资、突出立项，另一方面却又拿着“基础科研”的招牌，坚决拒绝针对实用目的的性价比评估。结果十四五的国家基础科研重点项目，居然普遍经不起正经的推敲。例如排在头位的是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其被吹嘘的潜在用途，在于前者能破解当前互联网和加密货币所用的密码，而后者能替代那些密码；但实际上早就另外存在完美的替代技术，亦即后量子密码（Post Quantum Cryptography），能够完全抵抗任何量子计算的算法，不但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性能可靠，而且已经成熟，只需短暂试用。结果美国官方根本不理会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只花了一年就让后量子密码完成试用，正式在全国推行。反观中国，屈服于中科大的游说力量，将所有的筹码放在不靠谱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之上，原本领先美国的后量子密码技术反而被弃之不顾。这正是科技管理彻底腐化的典型恶果，是当前严厉的国际形势下所不应容许的。
  另一个十四五重点项目是核聚变发电，比之量子计算更加不靠谱，连所需材料和粗略设计也根本不存在，行内人自己都反复公开承认30年内绝无可能实用，实际上则可以严谨论证永远都无应用可能（参见前文《从假大空谈新时代的学术管理》） 。然而同样是在等离子所的游说之下，独占了国家管理单位对新能源基础科研的关注和资源，导致一个已经在试用阶段的关键技术（指液流储能电池）只拿到不足核聚变百分之一的资金，坐视电网储能继续做为全球推广新能源的最严重短板，对国家经济持续造成每年千亿元以上的隐性伤害。
  这些拿着基础科研招牌来诈骗的团队，不但腐蚀学术文化，造成人力财力时间上的浪费，更糟糕的是挤占资源，排挤对国家有真正重要价值的替代技术。有些居然还设立了附属公关组织，例如中科大的“风云之声”，专门负责垄断传媒管道，压制过滤批评声浪，以方便在申请项目的同时，上市自己的公司，然后大肆搜刮。中科大自我炒作最力的潘建伟，就是先利用量子通信在股市收割一波韭菜，事后公司唯一的客户发现毫无用处，营收归零，于是才必须换上量子计算的新招牌来进行下一轮的收割。换句话说，不做客观评估就帮助他立项的科研管理单位，其实是股市诈骗的共犯。
  我们建议国家收紧基础科研的立项和奖励，要求每个项目必须先明确最终的实用目的，详细列举其他的替代性技术选项，最终解释本技术的相对优越性，并着重论证时程进度上的承诺。这些解释和论证应该公开进行并给予反对者充分评论的机会。立项并通过官媒吹捧过的重点投资如果烂尾了，就应该事后复审，若发现评审失职便必须追责；例如当年的汉芯是明显而纯粹的诈骗，但事后却没有任何人爲之负责，以致认可并推动假芯片的烂人院士，得以继续把持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扭曲其方向，造成可见的迟滞效应，至今其恶果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此外因爲科研诈骗的大笔进账在于股市，监管单位应该考虑严格限制学术界的创业股权所有人，如中科大和潘建伟，以及受他们雇佣的公关人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炒作，国家和公衆对项目的预期应以前述的立项评估文书爲准。

  ——以上由大连律师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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